当我在多年前的某个深夜用了整整四个小时看完这部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闭电脑屏幕倒在沙发的靠背上,看着那模糊昏暗的带着60年代久远气息的影片画面一闪既逝,就像看一场幻灭的青春。
如此残酷绝望的它竟有一个美丽的充满希望的英文名字,叫做A Brighter Summer Day。
杨德昌用整整四个小时拍了一群少年的往事,行云流水,不见匠气,毫无瑕疵,完美无缺。
它的完美直至让我为杨德昌的死感到庆幸:他不必再为此后的人生有拍出烂片的可能而怀疑自己的卓越才华。
它的完美直至让我为张震的生感到悲哀:他在此后的人生中也许永远无法超越十四岁时的那个自己。
父辈的倒塌
在我们小时候,或长或短总有一个对父辈的崇拜时期。
他们有着高大的,无所不能的身影。
就像小四的父亲在训导处大声为自己的儿子鸣不平,那种刚毅正直不屈不挠的声音。
可是我们最终在某一刻突然发现了他们在尘世的打磨下日渐软弱的灵魂。
就像小四的父亲在审查间的颓败无力,在训导处的低声下气,与母亲抱头痛哭的泪水,面对儿子狠狠的责骂。
就像小四身边混杂着各种口音的人群,胖叔,汪狗,教员,都有着一张碌碌的模糊的混迹于人海的脸。
我们对长大后的另一个世界的勾勒由此受到来自内心的第一次沉重严肃的质疑。
我们从何时起带着一丝惊异与羞愧交织的复杂感情窥视到了成人世界的种种残缺?
我们从何时起被拖拽着去与那令人不愿面对却又真实存在的丑陋对峙?
愤怒的小四拿起身旁的棒球棍,把教员头顶的灯泡击个粉碎。
这个不肯向游戏规则低头的少年让父辈为之震惊。
无法压抑的小四对着导演叫道: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你拍的都是什么玩意?
这个忠于内心的纯洁少年让父辈为之羞愧。
父辈,你们输了。
无论你们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活得是如何小心翼翼苟且应声或是得心应手如鱼得水,你们在精神的世界都输给了这个倔强沉默的十四岁少年,并且再无翻盘的机会。
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我们在内心最深处或许未泯灭最后一丝对理想主义者的崇敬,只是我们已经再也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了。因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对垒,总是后者败下阵来。于是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Honey从台南回来,发现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他的:老大们都在忙着弄钱,他却迷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所以,单枪匹马的他被推到了车轮下压轧而死。
难以忘记Honey不合时宜的海军制服和喇叭裤,象一个孤独而突兀的标签,长久地立在那个渐行渐远直至不见的青春期。
——现在我就是Honey。
当这句话从小四绝望的嘴中吐出,他就踏上了理想主义者悲观的宿命。
——我会保护你一辈子。
甚至在小四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一辈子说出一辈子有多么艰难的时候,他就如此坚定地对小明这样说。
他不想让他心爱的女孩成为一个不要脸没出息的人,但这个女孩却以比他成熟百倍的姿态拒绝着他自以为是的拯救。
当小四把一把日本女人用来自尽的尖刀插入小明体内,他眷恋的女孩体内,他甚至绝望地对着她已经死去的躯体一遍一遍喊着你站起来啊你站起来啊。
和他一同站在一个没有背叛没有幻灭的理想世界。
只是,她已经死去,他将在铁窗后度过自己残破的生涯。
这就是他为自己的不妥协付出的代价。
当小猫为小四录制的一卷音带被丢到垃圾桶里,伴随着一句他妈的什么玩意,那最后的关于理想的幻境被无情地彻底摧毁。
绝望地不留一丝余地。
早熟的挽歌
在我们的记忆中,总有这样一种女孩,她们不是最漂亮的,她们是最有风韵的,伴随着与年龄不相衬的早熟定格在我们的青春时代。
她们早恋,玩弄感情,频繁更换男友,过早成为女人。她们为其他女孩子所不齿为淫荡的坏女孩,但其他女孩其实对她们还有着一丝好奇与嫉妒。她们为其他男孩所谈论所唾骂为婊子,但其他男孩其实都对她们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小明就是这样一个女孩。
是生存的压力催促逼迫了她的早熟。
父亲早亡,与母亲颠沛流离,寄人篱下。
她比同龄的任何人都更清醒地懂得这个世界的道理和规则。
她是一个让人痛恨又让人着迷的女人。
——可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我就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改变的!
只是当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出这句话来,还是如破碎的玻璃一般冷冷地扎到了我的心。
当尖刀插入她体内的时候,让人为之扼腕的不仅是小四,还有一朵过早成熟又匆匆凋零的花。
灰暗的青春
杀人事件里青春的调子是灰暗的。
多是在夜晚的场景,昏黄的画面,还有一颗颗压抑的心。
国文课,考试作弊,学生制服,猫王的歌曲,演唱会,泡Miss,拉帮结伙,粗口脏话,斗殴火拼。
它缺少了青春片和台湾片惯有的清秀唯美,甚至缺少了一种青春特有的懵懂与天真。有的只是如匕首般奔涌澎湃又犀利冷静的气息。
当小四那把刀插入小明体内时,我所感到的不是震惊,而是一种深深的解脱。
似乎这三个多小时的灰暗的青春就等这一刻淋漓尽致的迸发,那种刻骨铭心的找不到出口的绝望就在这一刻喷涌而出,对这个社会和时代捅出了无声的却最是残酷的一刀。
我就是我的理想,我就是我用死亡来抵挡与捍卫的理想。
那些我们在少年时视若珍宝并为之苦苦追寻的东西,被小四用这种决绝的方式永远地留在了他灰暗的青春时光。
而更多的人,却在某年某月不经意间将它遗失,却又在年华老去的某一天以戏谑的语气嘲弄自己年少时的稚嫩无知,而忘却了自己也曾有过的激越的情怀和鲜艳的幻想。
小四的选择,由此更显得是多么诗意与悲壮。
政治的艺术
我不喜欢政治,我喜欢纯粹的艺术。
可是我悲哀的发现,最好的艺术总是与政治紧密相连。
杀人事件反映的是六十年代压抑的台湾。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战败,携大批各色人士来到台湾。六十年代,反攻大陆的希望渐成泡影,物资匮乏,经济衰退,政治弥漫禁锢的恐慌。
小四这群少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他们已经没有了父辈的上海口音,四川口音,山东口音,广东口音,他们说着台湾普通话和台语,他们听着猫王的美国歌曲,看着日本的美女杂志。
杨德昌在六十年代的台湾度过了自己的中学和大学时代。
读着历史书上并不是真相的历史,抛却了背负几千年的文明,他们变成了没有根的人,他们有着难以填补的文化断层。
而有良知的艺术,应重建这份失却已久的归属感,还原一段压抑绝望的时代。
就像在我年少时第一次读霸王别姬时的触目惊心。
原来我们这个世界,还有这样扭曲可怕的真实。
小四的刀割断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青春,它更剖开了对台湾社会转型期冷静而悲悯的思索。
由此,杀人事件绝不仅仅停留在一部青春片。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所谓的残酷青春——它不仅仅是一场对往事的追忆,对青春的缅怀,它更是一场对历史对真相真挚虔诚的记录和反思。
——给我心中最完美的青春片。
